1981年R.W.斯佩里(美国人)从事大脑半球职能分工的研究;D.H.休伯尔(美国人)、T.N.威塞尔(瑞典人)从事视觉系统的信息加工研究
1982年S.K.贝里斯德伦、B.I.萨米埃尔松(瑞典人)J.R.范恩(英国人)发现前列腺素，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1983年B.麦克林托克(美国人)发现移动的基因
1984年N.K.杰尼(丹麦人)、G.J.F.克勒(德国人)、C.米尔斯坦(英国人)确立有免疫抑制机理的理论，研制出了单克隆抗体
1985年M.S.布朗、J.L.戈德斯坦(美国人)从事胆固醇代谢及与此有关的疾病的研究
1986年R.L.蒙塔尔西尼(意大利人)、S.科恩(美国人)发现神经生长因子以及上皮细胞生长因子
1987年利根川进(日本人)阐明与抗体生成有关的遗传性原理
1988年J.W.布莱克(英国人)、G.B.埃利昂、G.H.希钦斯(美国人)对药物研究原理作出重要贡献
1989年J.M.毕晓普、H.E.瓦慕斯(美国人)发现了动物肿瘤病毒的致癌基因源出于细胞基因，即所谓原癌基因
1990年J.E.默里、E.D.托马斯(美国人)从事对人类器官移植、细胞移植技术和研究
1991年E.内尔、B.萨克曼(德国人)发明了膜片钳技术
1992年E.H.费希尔、E.G.克雷布斯(美国人)发现蛋白质可逆磷酸化作用
1993年P.A.夏普、R.J.罗伯茨(美国人)发现断裂基因
1994年A.G.吉尔曼、M.罗德贝尔(美国人)发现G 蛋白及其在细胞中转导信息的作用
1995年E.B.刘易斯、E.F.维绍斯(美国人)、C.N.福尔哈德(德国人)发现了控制早期胚胎发育的重要遗传机理，利用果蝇作为实验系统，发现了同样适用于高等增有机体(包括人)的遗传机理
1996年P.C.多尔蒂(澳大利亚人)、R.M.青克纳格尔(瑞士人)发现细胞的中介免疫保护特征
1997年S.B.普鲁西纳(美国人)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蛋白致病因子 —— 朊蛋白(PRION)并在其致病机理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1998年 R.F.福尔荷格特、L.J.依格那罗和F.穆莱德发现一氧化一氮在心血管系统中作为信号分子
1999年 Gunter Blobel发现控制细胞运输和定位的内在信号蛋白质
2000年阿尔维德·卡尔松(瑞典人)、保罗·格林加德(美国人)、埃里克·坎德尔(奥地利人)在“人类脑神经细胞间信号的相互传递”方面获得的重要发现。
2001年 利兰·哈特韦尔(美国人)、蒂莫西·亨特(英国人)和保罗·纳斯(英国人)发现了细胞周期的关键分子调节机制。
2002年，英国科学家悉尼·布雷内、约翰·苏尔斯顿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霍维茨。他们为研究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调节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3年，美国科学家保罗·劳特布尔和英国科学家彼得·曼斯菲尔德。他们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上获得关键性发现，这些发现最终导致核磁共振成像仪的出现。
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以表彰两人在气味受体和嗅觉系统组织方式研究中作出的贡献。
2005年，两位合作多年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与罗宾·沃伦，在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及其导致胃炎、胃溃疡与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的机理20多年后，终于收到了一份迟来的“贺礼”，分享了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06年，美国人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9月2日脱颖而出，成为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虽奖项名目既涉及生理学，也涉及医学，但针对本年度两位获奖者及其成果，欧美媒体无不把今年这一奖项称为诺贝尔医学奖。当然，论实际效用，法尔和梅洛以针对核糖核酸(RNA)的干扰机制为研究课题，以遗传学为切入点，却以医学运用最具有现实意义和潜在价值。
2007年，两名美国人马里奥·卡佩基、奥利弗·史密斯和一名英国人马丁·埃文斯，获得20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发布的公报说，三位科学家“在涉及胚胎干细胞和哺乳动物DNA重组方面有着一系列突破性发现”，为“基因靶向”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8年，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因发现人乳突淋瘤病毒引发子宫颈癌获此殊荣，两名法国科学家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和吕克·蒙塔尼因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此殊荣。
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大学的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H.Blackburn)、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 学院的卡罗尔·格雷德(CarolW.Greider)、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杰克·绍斯塔克(JackW.Szostak)因发现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理而获此殊荣。
2010年，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因为在试管婴儿方面的研究获得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1年，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博伊特勒、法国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和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因在免疫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而获得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2年，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与英国科学家约翰•格登(John Gurdon) 因在细胞核重新编程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3年，耶鲁大学细胞生物学系系主任、生物医学教授詹姆斯·罗斯曼(James E. Rothman)，德国生物化学家托马斯·聚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细胞生物学家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因“发现细胞内的主要运输系统——囊泡运输的调节机制”获得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4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以及来自挪威的科学家梅-布里特·莫泽(May-Britt Moser)和爱德华·莫泽(Edvard I. Moser))夫妇获得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解决了哲学家和科学家几个世纪之久的问题——人类大脑究竟是如何构建一个所处空间的地图，以及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人类大脑如何导航并寻找路径。
2015年，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Satoshi ōmura)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疟疾治疗研究中取得的成就。获奖理由是“发展了一些疗法，这对一些最具毁灭性的寄生虫疾病的治疗具有革命性的作用”。
2016年，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荣获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其在研究自噬性溶酶体方面作出的贡献。
2017年，三名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霍尔(Jeffrey C. Hall), 迈克尔·罗斯巴什(Michael Rosbash)以及迈克尔·杨(Michael W. Young)获得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发现控制昼夜节律机制的发现。